重庆警界260名重新竞聘上岗处级干部亮相

笔试、面试、考察、公示……12个程序的层层选拔和角逐。
今天，重新竞聘上岗的260名重庆警界处级干部将全面亮相，就职履新。这是自3月8日重庆警界将3528个岗位“集体解任”后，首批领到“上岗证”的中层干警，更是重庆警务改革驶向“深水区”的开始。
春天的雨水，让四月的山城显得格外的温润。重庆警局正掀起一场规模空前、开创先河的改革春风。
首批260名处级干部将在新岗位悉数登场，重庆警务体制改革“破壳冲顶”。
在这一个多月里，重庆警界改革走过了怎样的历程？重庆为什么要启动这次机构改革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市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。
警务体改，接轨国际先进警务体制
警方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警务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。
重庆警局虽然也经历过多次机构改革和调整，但仍滞后于全国其它省市公安机关十余年，还属于计划单列市和建直辖市时周边地(市)、县简单合并的粗放模式，机构设置不规范、业务交叉重叠、职能定位不准、事权划分不明、权责不对应等突出问题，严重制约和影响着重庆警局的集约高效运转。
机构职能的调适与行政组织架构的变化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管理过程，调适已势在必行。重庆警局机构改革是贯彻中央和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主动融入“大部制”改革的走向，建立“大指挥、大情报、大刑侦、大治安、大防控、大保障”的运行格局，接轨国际先进警务体制。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基本原理和方法，充分考量直辖市体制、中等省规模、“二元化”结构突出等地域元素，构建统一指挥、反应灵敏、运转高效的警务体制机制，以实现组织系统的统一性，系统结构的完整性，系统构成各部分的协调性，警务资源配置的合理性，以期建立科技先行、警令畅通、执法有序、保障有力、精干高效、权责统一、可持续发展的组织、行政架构。
基层民警，坐上开往春天的列车
4月20日晚上8点15分，丰都县公安局510办公室。
纪委书记任伟关掉电脑，收拾好桌上文件，起身准备回家。办公室主任曲志宏打来电话。“任书记，竞争上岗的公示名单出来了，在市局网上”。
任伟挂掉电话后，立即重启电脑。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网挂着的《直属单位、分局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拟任公示名单》中，他看到这样的字样：任伟，拟任警令部指挥中心指挥长。
在24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任伟回忆说，看完名单后，他坐在椅子上感慨万千。大约在十点半后，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人。
“我今年45岁，之前有过调入主城的想法，多方打听后感觉太困难了！”任伟说，“我这人平时埋头工作，不善交际，不喜欢混关系，所以莫说是进市局机关，就是进主城区分局都难……”
与任伟一样感到“意外”的是卢政，之前，他任出入境管理处副处长。得知自己拟任出入境管理处处长时，他正在山东济南开“全国电子护照筹备工作会”。
今年40岁的卢政是打黑除恶专案组组长之一，他亲手办理了“A0012”案件的调查和抓捕工作。“此次竞聘上岗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公平、很公开、很公正、很透明……”
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：截至4月21日，全市共有1368人报名参加处级干部公选，确定了804人作为综合考察对象，共有260人被提拔为处级领导干部，其中，来自基层和一线实战部门的共有210人，占79.8%，来自远郊区县的37名，占14.1%。
套用重庆警界人士的话说，“这次竞聘上岗，就是让很多普通干警和基层民警坐上开往春天的列车。一举打破多年以来机关与基层之间、主城与远郊之间的壁垒。”
重庆警改实现六大突破
“这次重庆警务改革可以说是大刀阔斧，由上而下的改革！”原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咨询监督组成员杨国生评价说。
在有关负责人看来，这次机构改革整体上体现了“规则的公平性、基层的认同性、干部的事权性、广泛的群众性、深层的民主性和先进性”，至少有六大突破：
市公安局警务本身定位上，将市公安局原“指导与实战并列”的职能定位调整为“实战攻坚与指导协调服务并重，且以强有力的指导来体现实战的效能，把更多的事权赋予了基层”。这样调整既区别于“实战与指导相结合、以实战为主”的京、津、沪模式，又不同于“指导与实战相结合、以指导为主”的省公安厅模式，很具有重庆特色。
实现了组织结构的完整统一，不同部门、不同层级职责划分更加准确清晰。比如，重庆警局通过机构改革，整合组建了警令部、警务保障部、国家安全保卫总队等机构。以警令部为例，将原来的办公室、指挥中心、研究室和信访处共同整合。目前，市公安局机关30部门裁减为21个。
“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，此次改革还新组建了警务情报信息中心、反恐怖工作总队和突发事件处置中心库区分中心。”杨国生说。
通过此次改革，推动业务和警力下沉，突出“做精机关，做强基层”的理念，最大限度地把更多警力投向基层和一线，精简机关、充实基层、强化实战、提升效能。2000多名机关警力充实到交巡警平台等基层一线实战单位，机构改革前市局机关警力占全局警力的20%，机构改革后仅占13.3%。
打破壁垒、纵横贯通，实现由民做主和人力资源架构的大突破。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机制，打破了多年来机关与区县之间、主城与远郊区县之间、区县之间难以纵向、横向交流使用的壁垒和封锁，促进警力资源的良性有序流动，形成横向轮换、纵向循环、能进能出、优胜劣汰的良好格局。
体现了规则的公平性，确立了选人用人的良性循环机制，营造出了“竞争凭实力、晋升靠实绩”的良好竞争氛围。干部公选选出了人才，选出了民意，选出了良好的用人导向。真正让能干事、敢担当、懂业务、德品好的同志走上了重要岗位。程序的民主公开，干部公选规则的权威公正，机构改革改出的是公信力，“大换血”换出的是公平正义。
重庆警界的机构改革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。九成以上的网民对重庆警界机构改革的举措持肯定态度：称赞这是重庆警方新一轮的整肃队伍之举；改革“顺应主流”，减少了行政管理层级，降低行政成本，让重庆警队焕发新的活力，更好地为民服务；特别是交巡警亮相街头后，警察明显增加，走夜路的时候都不用怕了；称赞重庆警局的机构改革改出了公平，必将给重庆公安的健康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。
从3月17日《凤凰网》发起“你对重庆警界大换岗的态度”调查设定的内容来看，92.8%的网民支持重庆警方。
“判断警务体制改革是否有效，其中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是否实现以动态警务为核心，是否实现警力跟着警情走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说。
“提高当前警务效能，将警力下沉是主流、是大方向，但贵在更彻底、更深入地推进！”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系教授唐尧称，建立与社会相匹配的现代警务管理体制很关键。(记者 秦勇 杨圣泉 邱竹 王松南)

这次的机构改革，很大原因是为了精简机构，裁减机关人员，把更多警力充实基层
一场规模空前的“洗白”行动，正在重庆警界进行。
数以千计的警察，摘下了过去在内设机构或派出所时的深色警帽，换上代表全新警种“交巡警”的白色警帽。这是重庆公安在机构改革中倾力打造的一支队伍。尤其是今年3月，在“处科级干部集体解任”的机构改革铺开后，又将有新的警力下沉到基层一线，加入“洗白”的行列。
而在各界评论看来，风暴般的“洗白”也许还有另一重深意，即希望重庆警界借助“打黑除恶”的余势，通过“大换血”式的机构改革，肃清“黑警察”，涤荡多年来的沉疴积弊。
警界“大洗牌”
清晨八点不到，披着山城特有的薄雾，民警颜峰(化名)按时出现在交巡警平台，向闪着微光的指纹考勤机伸出手指，宣布一天工作的开始。
这个一米八五的大汉，全身几乎武装到牙齿：身披可装卸电池的黄绿色反光背心，左肩别着警哨和对讲机专用肩咪，腰带上别着伸缩警棍和强光手电，腰后藏有防暴用的辣椒水，警用双背包中常备防割手套和一个小型急救包，9毫米口径左轮手枪紧系着防抢的枪纲，整个人像是电影里的未来战警。
就在半年前，他的职务还是重庆某公安分局巡警支队副支队长。在这场风暴般的“集体解任”中，他调整了岗位，成为一个交巡警平台的临时协助负责人。“临时”表示还没通过考试，“协助”表示是副手。
头衔听上去没有过去响亮了，办公室也变成了露天警务平台上的几把小椅子，但本刊记者面前的颜峰却显得精神十足。巡逻、防控、纠违、抓捕疑犯、捣毁毒窝，他样样都干得生猛。“我当了十年警察，热爱这份工作。”他告诉记者，“岗位虽然调整了，但我的态度是积极的。”
颜峰是这场机构改革所牵动的上千名警察中的一员。3月，重庆市公安局公布了机构改革实施方案，直属单位、分局处科职领导干部集体解任，除了交巡警勤务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外，其他直属单位和分局的机构改革迅速推进。3500多个岗位需要重新竞聘，只要符合条件的民警就可以报考。而交巡警则主要采取内部循环，一般不能报考其他警种。
许多警察面临着个人命运的十字路口。一些本来已在原地经营多年的“老同志”将重新面临选择，可能将充实到交巡警一线，也有可能到重庆边远地区任职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颜峰一样“来之能战”，不能适应竞争的将被抛在后面。
一名不愿公布姓名的警员告诉本刊记者，过去自己部门的同事，连同老领导在内，已经全都各奔东西了，有的成为了交巡警，还有的已完成了笔试，正在准备面试。据了解，笔试的考题以主观题为主，和业务联系较为紧密，靠临时突击复习用处不大。
“打黑”和“换血”
重庆警界“大换血”式的机构改革铺开后，许多评论都把它和“打黑除恶”联系在一起。有观点认为，曾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文强和手下多名干将落马，被挖出的涉黑警员数以百计，可见警界积弊之重。而在“打黑”之后出一剂“大换血”式的猛药，整肃文强等人留下的弊病丛生的队伍，“洗白”黑警察的形象，似乎也顺理成章。
不乏有人为此叫好。有网民说，在“打黑”之后，进一步对警察队伍来一个全身检查，可以使“吃闲饭”的角色让出位子，给***警员一个震慑。通过干部重新竞聘上岗，有望清理干部队伍中坏死的肌体，重建一支合格的队伍。
但重庆警界否认“打黑”和“大换血”之间有必然联系。一名警界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，以机构改革中启动较早的交巡警勤务模式改革为例，就绝不能说是为了“打黑除恶”和清理文强种下的积弊，才把交警、巡警合一。
他表示，文强手下的涉黑警员，只是警察队伍中的一小部分。文强1992年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时，在局领导中排名并不算靠前。此后10年里，他一直分管刑侦工作，后来的禁毒、经侦等都是从刑侦队伍中分出去的，文强几乎从未分管过交警。在人事方面，文强担任常务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后，权力较大，对干部也比较了解，但重要人事变动是要党委决定的，文强并非能一手遮天。“打黑”和文强落马，与交巡警的出现没有必然联系。他还表示，事实上，文强等人当年在位推行的一些政策、措施，只要是好的，我们现在仍然在搞。
那么机构改革是为了什么？重庆市公安局给出的解释，比实际的改革举措平和得多，其宣传处称，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解决“事权划分不明、政出多门不畅、权责不对应、基层警力匮乏、机关人员臃肿”等问题。
为此，外界有评论说，“大换血”何必“羞答答”。但本刊记者了解到，一直以来，重庆警力确实严重匮乏，虽然经过几次扩编，目前重庆市几乎每两个公务员中就有一个是警察，但警力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。据重庆市公安局研究室统计，重庆市每万人中实有警力人数为9.42，低于全国平均的11.75，更低于广州的23、天津的29.9、上海的32.6、北京的39.47，这意味着一个重庆警察要当其他城市的三个用。
书面数字的背后，事实上，过去有大量警员“猫”在市局或分局内设机构，很少直接参与巡逻防控、打击犯罪、服务群众，而一些基层派出所的人数则仅够凑支篮球队，机关和一线循环互动不够，以至于前些年重庆必须把“派出所警力占当地警力的一半”作为工作目标。这次的机构改革，很大原因是为了精简机构，裁减机关人员，把更多警力充实基层。因此在组建交巡警时，市局直属机关一口气下去了约1030人。
焦点：警力和“军心”
“他们来了以后，我们银行大概都不用请保安了。”重庆高新区一家银行的负责人许文娟认为，大量警力走上街头，市民安全感增强了，寻求服务也更方便。
前不久，就在这家银行门前的天宫殿交巡警平台接到群众举报，称有人吸售毒品。民警随即盯上了相关可疑人员，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跟踪，直到十几公里外的一居民小区内。当天下午3点30分，民警现身检查，发现11人正在聚集吸毒，现场缴获麻古、冰毒、K粉等毒品84克，以及管制刀具两把。
另一件发生在这个交巡警平台的故事，是一个自称“户极府”的湖北人在重庆迷了路，语言不通，不会写字，又没有亲戚朋友，最后找到交巡警平台寻求帮助。民警花了近四个小时，终于根据他极重的湖北口音确认了他的名字和身份，为他提供了帮助。
重庆市交巡警总队政委林家国告诉本刊记者，交巡警亮相后的20天内，重庆主城区刑事案件发案量环比下降48.5%。2月9日当天，重庆市27年来首次出现街面“零两抢”。群众安全感有所上升。
“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巡逻的民警和闪动的警灯，我觉得自己无路可逃了。”被上网追逃3个多月的涉黑犯罪嫌疑人曹红兵说，为了争取从轻处罚，他在反复权衡之后，来到交巡警平台投案自首。
然而，在大批警力下沉后，警力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。因为人手不够，一些交巡警平台目前仍在实行“四班三运转”或“三班三运转”，离“五班三运转”的目标仍有距离。而随着交巡警在重庆市主城区外的各个区县铺开，警力不足可能成为制约其作用发挥的瓶颈。为此，重庆市正在大力扩充警力，在今年上半年公务员考试中，一口气招录警察就达3450名。
一些舆论还关注此次机构改革中警员的情绪问题。有媒体称，在“大换岗”中，不少原先在重庆主城“坐机关”的警员因被调至基层部门、偏远区县而怨言颇多，一些中层干部因面临重新竞聘上岗也忧心忡忡。
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员告诉本刊记者，已经感到了公平竞聘带来的压力，现在就像是一场竞选大赛，已经在第一轮被PK掉了，正在等待“复活赛”。至于能否成功“复活”，要看自己的表现了。
许多基层年轻警员则对公平竞聘表现出了很大热情。一名在派出所工作了多年的警员表示：“以前没有关系，没钱行贿，很难上升。现在大家公平竞争，给业务能力强、却没有背景的人提供了机会。”
网民对此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也很高。网络评论员毕晓哲说，希望竞聘把握好几个关键环节，一是千万别让“老实人”吃亏，尤需面向基层一线，提拔和任用一大批兢兢业业、长期***的干警，真正形成对警界不良风气的荡涤；二是考核挑选领导干部的程序务必透明，选拔和考察干部的组织者能够保持公心，让每一名领导干部的任命经得起检验。

2000年9月19日晚，中国头号悍匪张君被重庆警方擒获，扑地。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，一脚踏于其脸一侧，厉声喝问，你服不服？

是役，文强声名远扬。

9年后，连任公安局副局长11年，现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再次引起轰动，此次却是因为他本人的落马。

8月8日，据新华社消息，重庆市纪委证实，文强涉嫌严重违纪，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

8月13日，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说，文强被“双规”充分证明了市委市政府打黑除恶的决心是坚决的，不管背景有多深，关系有多复杂，经济压力有多大，只要侵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都将一查到底，绝不手软。

最新消息显示，文强案发前后，重庆市公安机关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已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，缴获了一批***和管制刀具，14个横行该市多年的黑恶势力团伙受到了打击，陈明亮等19名黑恶势力头目无一漏网。同时，将100多名黑恶势力团伙骨干成员全部缉拿归案。

周波称，此成效为当地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“第一阶段的初步胜利”。而重庆市高级法院亦做出表态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，一律不予假释；除了刑法规定的“被判死缓的，两年考察期满后应减为无期”和“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减刑”外，黑老大将没有减刑机会，被判死缓、无期徒刑的黑老大将面临“终身监禁”。

目前文强一案更多内情仍有待调查。但在重庆当地民声中，“打黑除恶”、“平安重庆”战役，获得了公众空前信任和高度赞赏。

抓捕

实际上，从文强2008年6月由公安局调至市司法局，重庆展开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，关于文强被“双规”的传言就此起彼伏。现在终于尘埃落定。

多位政界人士向记者证实，文强系8月6日在京被限制行动，并于8月7日上午通过民航班机押解回渝。当时他正在参加全国司法厅（局）长座谈会。

此前的7月31日，重庆市就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实“平安重庆”建设等事项展开专题调研，文强作了工作汇报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民众视野。

重庆警方人士证实，文强在京被采取措施时，重庆本地也有抓捕行动同步展开。

8月7日凌晨两点左右，重庆市公安局一辆警车来到位于重庆南滨路附近的“海棠晓月”小区。据在场人士透露，警方表示的身份为“重庆市公安局文强案专案组”。

专案组要求物管公司负责人提供协助，突击搜查小区的三套住宅，包括B区的一套，C区两套。其中B区所在房屋为200多平方米的跃层豪宅，有多位小区居民称，该处为文强主要居住地。C区两套住房，知情人士透露，登记业主分别为两位女性。

这位知情人称，警方于当晚从小区带走了一男一女，“二三十岁的年龄，看起来很年轻”。

8月8日，重庆市纪委向媒体证实，文强涉嫌严重违纪，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文强案最终曝光。

据公开的消息，在文强案发前后，重庆市警方已经展开了为期数月的打黑除恶活动，除严打当地黑恶社会势力之外，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也包括打击黑恶势力的“保护伞”。

如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所言，“这一轮打黑除恶斗争，要"内除积弊，外销积怨"，对于黑势力的保护伞将一查到底。”

信息显示，文强是目前专项行动中落马的级别最高的官员，他被指涉嫌包庇黑社会犯罪。

但文强并非警界落马的唯一官员。据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，有一批涉嫌包庇黑社会犯罪的警员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，其中包括有区、县公安局局长或副局长。

重庆市公安局婉拒了记者的采访，称现在还不到发布消息的时机。

文强其人

据公开简历，文强出生于1955年12月，重庆市巴南区人，在职大专学历，一级警监。1972年1月参加工作，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，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，巴县县委常委、副书记等职务。

1992年9月，文强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。据知情人士介绍，1990年代初期，文强尚在巴县任职时，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，“那时候提拔干部学历是很重要一个指标，而警界当时高学历者少，这段学习经历，成为文强到市局任要职的重要砝码。”

1997年重庆直辖后，文强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在任11年，并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局级侦查员。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。在公安局期间，文强一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。

2008年7月，文强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，接替他位置的为王立军——这位中国警界知名的“打黑英雄”从辽宁空降至重庆，并在2009年3月正式就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。

在市公安局期间，文强在系统内一度是个英雄般的人物。

除2000年闻名全国的张君案外，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，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，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，以及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。

熟知文强的人士评价说，文强工作能力很强，颇有“强人风范”。有接近文强本人的人士称，文强闲时爱斗地主，喜欢金庸、古龙的武侠小说，是一个性情中人。

该人士举例说，1999年5月27日重庆市石桥铺派出所民警芦振龙，在辖区抓捕犯罪嫌疑人过程中，身中21刀，因伤势过重身亡，年仅26岁。该案非文强亲办，但在嫌疑人被抓获后，他坚持要到看守所去见识一下嫌犯。见到嫌疑人后，他飙了一句脏话，大致意思是“你也太黑了”，言毕便顺手将刚买不久的价值4000多元的手机，砸向嫌疑人，拂袖而去。

然而文强在政界及民间被议论最多的，却是他和当地一些“江湖人士”过往甚密。

重庆市一位政府官员说，1990年代时期，重庆一王姓的黑社会大佬在解放碑为女儿办生日宴，文强参加了这次宴会，并为很多人所知。

另一个重庆坊间广为流传的段子则是，文强与这位王姓老大关系亲近到可以在街边破烂的小摊一起吃面。它甚至被一些重庆人引申为，这是衡量与一个权势人物关系是否至“铁”的最高标准。

后来该王姓人士涉案潜逃，至今尚未归案。

而与此同时，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，整体治安形势严峻，这直接导致文强在当地民众中一直口碑不佳。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，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，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。

7月31日，重庆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扫黑除恶通报会，一参会人士透露，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说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重庆治安形势非常严峻。

一位司法界人士认为，如此多积案，加上扫黑专项斗争所暴露的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，“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年的公安局负责人，文强应负主要责任”。
这一行动开展背景，是薄熙来在去年5月提出了建设宜居重庆、畅通重庆、森林重庆、平安重庆、健康重庆五大目标，以此为重庆的扩大开放提供优良的软硬环境，同时提升市民生活品质，增强幸福感。

据一位政界人士称，促使重庆决意整顿黑恶势力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去年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及民营公交收编改革——政府在推行有关政策时，感受到来自黑恶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，政令不能畅通。

2008年11月3日，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市事件。出租车司机主要诉求称，出租车公司收取高昂的规费，导致司机受到严重盘剥。重庆市委市政府随后做出了妥善处理，很快平息了事件。

作为主要善后措施，重庆市政府要求主城区出租车公司每辆车降低50元“板板钱”。但在一些出租车公司，该项措施却受到强力阻挠。“一辆车每天50元，一个月每辆出租车的营运损失就是1500元，这就触及很多利益，执行遇到相当大阻力。”上述政界人士称。

而此后的民营公交收编事件，则使地方恶势力对政府政令的抵制态度更加明显因民营公司经营的“7字头”公交车管理散乱，事故频发，多次改革不见成效，市政府终于决定在今年5月31日前，将全市380多辆“7字头”收归为国有，而“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亿多元，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”。

在此背景下，重庆市的打黑行动开始迅猛进行。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在13日表示，这次行动系“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整体部署”。空降重庆的王立军是这次打黑的领军人物。

王立军上任后重拳不断。去年7月10日至9月30日期间，他领导警方进行了重庆市历年来规模最大“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”。行动开展期间，全市日均破案258起，日均逮捕犯罪嫌疑人93人，一时监狱人满为患。

此外，王还在今年1月，部署了“灭枪治暴”专项行动，出动上千名公安特警、刑警和武警官兵，乘专列突袭渝、湘、黔交界区，清剿围捕了一批地下兵工厂及制枪窝点。

一位警界人士对记者称，两次行动，都意在“扫黑”，“这一步是将上面浮漂的部分打去，为下一步深入清理黑势力打下基础。”

今年6月，“打黑除恶”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序幕，重庆警方说将对“恶势力进行拉网式的全天候密集打击”。

此后，一批黑恶势力头目相继落网，其中不乏如渝强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这样有影响、有身份的亿万富翁。有警方人士透露，这位从事公交运输的民企老板，与文强交往甚密。

随着行动的深入，打黑也指向了警方内部。知情人士称，多位有“保护伞”嫌疑的警界官员，相继被查或被逮捕。

知情人士透露，这些警界人士有的是自动暴露，如黎强被捕后半个小时内，其手机不断有警示其逃跑的短信，发信者多是警方内部人士；而有的则是在侦办过程被牵涉进来，一位办理刑事案件多年、与警方接触较为密切的律师对记者说，几位熟知的警方人士，最近手机都莫名停机了。

迹象显示，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活动还在持续深入中，7月15日，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、第一书记。如此一来，重庆武警系统也将被纳入打黑行动的统一调配中。

重庆一位资深律师分析说，最后所有的焦点都会指向文强，因为他负责全市的刑事、治安管理11年之久，对此难脱其咎。

保护伞

“文强的落马，最令人震惊的是，掀开了警界与黑恶势力勾结谋取非法利益的盖子。”该市一位政协委员对记者称。

“据我的了解，重庆黑社会的发展，跟拥有保护伞不无关系。”重庆某大学教授王力（化名）说。王力1994年就开始潜心研究黑社会，并深入黑社会组织进行调查。

而在7月31日该市一次通报会上，王立军亦表示，重庆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、跨度大、背景深、人数多、质量高、影响恶劣，特别是一些黑恶组织已有“合法”外衣，以商养“黑”，以“黑”富商。

根据王力对各地黑社会的调查发现，部分成型的黑社会组织与保护伞之间，是相辅相成，互相发展的过程。

王力说，“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社会，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，如亲属、同事、朋友、战友、老乡、邻居中，并利用这样一个靠山，不断发展，后来才形成黑社会；有的官员，则靠着黑社会的钱往上爬，比如买官。随着他的升迁，周围聚的集团，利益越来越多，他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利益体的保护伞。而过去的团伙，随着他升迁，发展越来越大，也逐渐形成了黑社会。”

“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，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，就是黑社会成长迅速，并有条件迅速集聚资本，增强实力，这样一个过程中，他们从过去暴力为主，转向以更高层次的经济犯罪为主，治安案件反而大为减少，但危害性更大，更深层次危害社会肌体。”王力认为，而这个过程也是黑社会与保护伞相互作用的过程。

“没有保护伞，黑社会难以长期生存和发展，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。”王力说，“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，它本身是"经济动物"，它本质是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，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，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，以维持这种关系。”

王力表示，文强的发展轨迹，也不会脱离上述规律，更为严重的是，“一个公安局局长如果涉入黑恶势力，他自然不会事事亲为，就会牵连各部门、派出所、民警”。

2000年发生的重庆“白云湖事件”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“***”地下赌场，长期聚众赌博，非法敛取钱财——案发后，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某等四名警员被一同抓捕，罪名为“利用职务之便，为王渝男等提供保护，甚至通风报信”。

法院的判决书称，上述警察最后“致使王渝男、董理等人以白云湖为依托，长期非法聚敛钱财未被查禁，并发展成为非法持有枪支、弹药，实施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”。
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作为保护伞，李某获得利益惊人——不仅每月可按时领取5万利钱，并可随时调取300万元以下现金。

王力称，“在这样巨资的诱惑下，有些官员是很难抵抗的，也就被金钱牢牢拴在了贼船上。”

“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，本身就是黑恶势力层出不穷的时期，就像犯罪一样不可能消灭。”长期从事城市平安建设的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称，“一个地方黑社会存在，除了全局性背景，有其强烈的区域特性，必须要针对性地采取措施。”

孙元明认为，“过去对黑恶势力也在打击，但更多满足于治安层面的一次次运动式出击，基本没有触及社会经济层上的本质的矛盾。所以收效不大，而薄熙来现在提的平安重庆，是以治安为突破口，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，经济良性安全，跟以往扫黑的概念大有不同，也会大大减少文强这样的现象”。

据重庆市公安部门8月12日公开的数据，今年1到7月，警方破获积案13867起，其中命案积案303起，超过前5年破命案积案的总和。

对于重庆这次扫荡式的扫黑专项活动，重庆民众普遍持欢迎态度。

舆论表示，治安形势的彻底好转不能寄望于某一次严打活动，而应该从制度层面着手，切断黑恶势力向社会各阶层渗透的可能，并断绝其和保护伞之间的关联。而这有待于重庆政府的更进一步努力。

但往事并非如烟，有关于文强的那些故事和传说，注定将会成为这一个民生战役中最核心的段落。

2001年5月，张君案一审宣判后，文强接受一家杂志专访，聊到他的退休后的生活，当时44岁的他表示，要写一本关于张君的书，“张君是一个复杂的人，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，其实最要命的就是把人的简单化。”

他自己的故事，注定不会简单。

(人民网)